干货 | 刘伟、洪崎、吴晓球、王忠民、刘世锦、贾康等都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8春”聚焦两会后的改革开放新征程
编者按：
2018年4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在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纵论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以期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鉴之策。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享有盛誉。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启改革与开放新征程”，来自金融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以及金融实业届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围绕两会后的经济改革开放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以下是部分嘉宾的演讲实录：
1
刘伟：金融领域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2
洪崎：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中国梦”
3
吴晓球：中国金融发展需要理清的四个问题
4
王忠民：社保基金投资众多新供给企业 上市将赚几十倍
5
刘世锦：三年后GDP增速可能在5%-6%之间
6
贾康：中国远未到达“中美对决”的平台
7
王广宇：CDR上市不仅要把海外的拉回来还要自己培育
刘伟：金融领域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出现新变革，经济增长取得新动能，经济开放迎来新阶段，在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展、宏观调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刚刚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指出，过去五年，我们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尤其是金融领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向新时代，站在新起点，金融业要有新作为，要抓住新矛盾，助推新战略，实现新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以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自身学科特色和人才优势，不断加强协同创新与合作研究，通过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发布具有专业性、战略性、国际性的研究报告，努力为解决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问题贡献力量。本次会议就是学校在这一方面所推出的又一重要举措。
十分荣幸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国际货币研究所能与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科研院所和金融实业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就宏观调控、金融监管、财税改革等当下最热点、最关键、最有价值的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为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
最后，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洪崎：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中国梦”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崎
尊敬的刘伟校长、李扬理事长、刘世锦理事长，各位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春意盎然的人间四月天，我们济济一堂汇聚在人民大学、也是我敬爱的母校，这一人文荟萃之归、思想创新之地，召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深入探讨金融监管、财税改革、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等相关议题。首先我谨代表会议主办方——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对各位领导、论坛成员、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共同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以及参会各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明确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将开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征程，并激发全国人民持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近现代100多年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
回顾历史，中国曾产生过丰富、深邃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先秦、汉唐时期产生的经济思想，领先于他国并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例如，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在2700年前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思想——创办官盐、官铁，并用其收入用于解决政府开支，而对老百姓实行轻徭薄赋（食盐由政府专卖制度至今仍在实施）；在《牧民》、《立政》等篇中，提出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产观，强调政府要积极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在《轻重甲》中，较系统阐述了货币、物价理论；在《乘马》、《禁藏》等篇中提出了“俭侈并重”、适度消费的观点；从职业分类的“士农工商”四业分居论，推出了分工理论。纸币也是中国的发明。但是，从宋代以后，中国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上没有新发展，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由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经济学理论以引入、学习西方为主。
实际上，在经济思想构建和发展上，经济学届也有一个“中国梦”。民国时期的193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的唐庆增博士，即提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1993年，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教授，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变化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届》一文中曾提出“埋藏在中国经济学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学来”。我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推动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并曾与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等学者多次商讨，希望加快推进此项事业。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届呼吁加快构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发表章玉贵的文章《深层改革整体设计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2011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发表采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文章，科斯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并认为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夕，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等七人，满怀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历经多次内部研讨及小组成员流水作业的12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完善，撰写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并先后发表在《财经》、《财政研究》、《经济要参》等刊物，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2014年度邓子基财经学术论文奖”。
2013年9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了由我任理事长、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3年12月8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供给”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设立宗旨，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理念，积极研讨构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和“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发展成为新型民间智库平台。
时光荏苒，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今年底将迎来成立五周年。五年来，各项研究工作稳步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在基础理论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论坛、闭门研讨会、图书出版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通过直报、专报等渠道向中财办、中办、国办、国研室、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报送，获得国家有关领导人的批示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反馈和高度肯定，并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表学术文章和媒体文章等形式，向社会各界传播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成果和智库产品，努力推动新供给研究院成为具有高学术品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得到各方好评，赢得了良好声誉。
2018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将继续推进《中国2049战略》课题深化及推进成果转化，4月上旬将由企业管理出版社正式出版《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年的中国》一书；继续推动一系列重大课题的研究，组织好新供给50人论坛和养老金融50人论坛学术活动，包括“季度宏观分析会”、“重大热点问题专题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理论新发展，助力我国改革开放新征程。本次论坛就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按季常态化举办的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已成功坚持举办了5年。
此次会议能够在人民大学成功举办，得到了刘伟校长的指导和支持。在此对刘伟校长和为会议成功举办作出贡献的各位深表感谢。
最后，预祝各位嘉宾，各位同仁身体健康，事业顺利！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吴晓球：中国金融发展需要理清的四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
关于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的话题，目前人们讨论最多。无论是从金融的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关注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金融从业者的一个底线，要通过监管来防范风险。但是在我的理论思维里，一般意义上提监管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监管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监管的功能是什么？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的是什么？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是什么？监管如何适应金融的发展趋势，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的改革发展和开放。我想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目前需要理清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中国金融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必须顺着车轮往前走。车轮是挡不住的，因为它是历史规律。所以，深刻的理解金融未来的变革趋势、发展趋势变的非常重要。以下几个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一个是中国金融的结构一定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结构不是从机构的角度来看，而是从金融的资产结构来看。金融的资产结构最重要的分类，从它的功能和流动性的角度来分类，可以简单的分成比如证券化的金融资产和非证券化的金融资产。如果从这个标准分类，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占比规模一定是在不断的上升，而这不断增长背后的力量就是脱媒的力量。金融的进步力量来自于市场，来自于市场脱媒的力量推动了金融结构性的变化。一个经济体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脱媒，资金会寻找新的动向，这个趋势不可阻挡。所以，作为金融的去中介化的一种力量，一种结果，那构造证券化金融市场的规模在中国将会大规模的增长，比重会不断的提高。第二，随着这种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中国金融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以融资为主的功能，现在转向融资和财富管理并重的时代。因为它的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那部分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最主要的功能是财富管理，它是财富管理的基石资产。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第三，是金融业态的变化。如果功能和资产结构的变化是由于金融的去终结化带来的结果，中国金融业态的变革那是因为科技的力量，科技对金融的渗透将会使中国的金融业态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会发生迅速的变化。金融业态的变化是第二次去中介化。传统意义上脱媒只是指市场脱媒，是通过市场去中介化，那个时候还没想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有如此大的渗透力和颠覆性的影响。如果市场去中介化的力量是脱传统金融融资的中介媒的话，科技的力量就是脱金融支付的媒。我们也知道金融融资和支付是传统金融的两大核心部门，这是基于市场和技术的力量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发生了根本性的办法。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中国金融的这三个重要的趋势，把这个讲完我们就理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讲中国的金融风险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风险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监管至关重要。基于上面那三个趋势的变化，中国的金融风险有这么几个特点，或者说它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过去的风险以金融机构的风险为主，因为那个时候它是中介化的一个金融，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中介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几大风险源，监管的重点是放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上。所以，在那个时代监管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资本充足率，这主要是对冲机构风险的外溢，不至于感染到外部世界，这是非常对的。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是以融资为主，市场不是很发达，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不是很大，比重不是很高，所以，监管的重心放在金融机构资本是否充足上，由此再衍生出其他的监管指标，这不是唯一的指标，而是金融机构最基石的指标。但是由于我们的金融风险结构，我们过去主要是金融机构风险，现在变成了机构风险加市场风险并存的时代，市场风险是因为证券化的金融资产，这是整个市场交易的标的，它的规模上升，来自这部分的风险在迅速增大。这部分风险最重要的是透明度，是信息披露。所以，我们风险已经过渡到单一的机构风险变成了机构和市场风险并存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来临。所以，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这样一种风险的变化。第二，如何理解金融风险。金融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任何一种金融交易它都有内生的风险，从来没有一笔交易说它是没有风险的，每一笔交易市场都有风险，包括机构的每一种行为，传统贷款的行为有内生的风险。我想说什么呢？风险和金融本质上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上他是金融，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无论是提供融资服务还是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还是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反正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另一方面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是存在风险的，从来没有没有风险的金融，那不叫金融。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试图消灭风险，而是不要让风险变成金融危机。不要让单个的金融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我们也是想说即使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也要让这个系统性风险不要变成全面的金融风险。这是我们要做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必过虑。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监管的功能是什么。实际上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如何推动金融监管，我们就找到了思路。我们首先要思考无论是金融监管改革，还是金融监管本身，它想做什么。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的架构固然重要，它和这个国家的金融风险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比金融监管架构设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金融监管的功能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金融监管。在我的理解中，金融监管显而易见不是要消灭风险，金融监管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必须设计一套风险出现之后的收敛机制，一种衰落机制，不要让它蔓延开来，不要让它扩散开来，不要让它相互感染，形成了全面的金融危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我们就知道监管的准则，无论机构的监管还是市场的监管，它的精髓部分就是要设计各种的指标、规则，要让风险一旦碰到它就会自然的衰退，就像大海冲向堤坝一样，如果这个浪非常大，这个堤坝并不是很安全，一般在它前面一百米、两百米会铺设很多石头一样，风险要衰减，以减弱对堤坝的压力。很多这种设计是非常科学的，这种科学性从大自然就能找到，金融风险不就是大浪一样，我们不要让大浪把堤坝冲垮，形成滔天洪水。所以，要在前面设很多障碍，后来我们就开始知道了，我们有宏观审慎的监管，还有微观风险的监管，这两者之间做很好的结合。所以，这是监管最核心的功能。所以，监管架构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对监管功能本身的理解更为重要。当然，监管的架构两会已经通过了方案，一行两会，上面还有稳定委员会，这个架构我认为是恰当的，它既没有照搬英国的模式，也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是根据中国的实践，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做的一个恰当的安排。这种安排一个侧重于机构监管，一个侧重于市场监管，来自于市场的越来越大，不可以把来自市场的并到机构，这样才有利于市场发展。中国发展的重点是发展市场，不是机构，机构必须顺应市场的变化来变化，只有市场发展了，中国金融的功能才会改善，才会越来越多的向财政管理的方向演变。从融资为主到融资和财务管理并重，再到财务管理为主这是金融功能的升级，这是评判一个国家金融是否具有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一行两会，我认为是恰当的，而且还要把银保会的规则制订权，就是金融稳定的那部分，宏观审慎的那部分拿到央行，我认为是恰当的。所以，我对我们改革方案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理解透监管的核心功能是什么，要做深度的理解，而且监管一定是按规则行事。有的事情要好好适应趋势。非法集资、互联网平台，炮制骗局的必须严厉打击，这本身就不是金融业态的变化，它是披着马甲在骗人，但是对于一些一看就非常正确的，比如第三方支付，我不认为它有什么错的地方。我一开始说到我们要顺应金融的发展趋势就这个意思。中国金融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有如此大的成就，我们需要监管，需要科学的监管、宽容创新的监管。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国金融的目标。做这些事情最后心中要有个理想，有个目标。金融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一定是做成全球金融中心，一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特别重要的位置。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地位，贾康说需要20年，我觉得这个太谨慎了。20年等不起，国务院2009年5月份声称把上海建成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我想这个目标还是不会变的，国际金融中心显然是指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人民币计价的财富管理中心，人民币一定是可自由交易的，中国金融的开发必须通过人民币可自由交易才能完成，否则那个国际化是达不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个方面比在任何领域的改革都要慎重。但是20年太长，我总觉得2020年之前我们应该完成这样的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成为人民币计价资产全球财富的配置中心，但是现在我们资本市场的现状达不到。所以，最近独角兽公司的回归或者独角兽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这是个信号。中国现在上市公司的准则是成不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按照这个标准上市企业的资产没有成长性。中国选择上市企业的标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重资产，重盈利，重历史，重现状，就不重未来。他看财务报表，盈利，资产规模，人员，历史状况怎么样，历史是不是很辉煌的，历史在上市里起到重要作用，单实际上这与上市公司毫无关系，上市公司最重要的是未来的成长性，不管过去，甚至不管今天，你要告诉我未来怎么样，或者要让我判断它未来怎么样，如果今天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上市那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以这样的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无法成为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所以要改变我们的规则，修改我们的法律，要让那些后工业化时期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主体，这非常重要。所以，独角兽的企业回来很好，但是要注意，很多好东西到我们这儿都要变，独角兽可能变成“有毒”的“毒”，一定要小心，一回归定价也可以高一点，当然别高的离谱。
最后一点，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改革开放至关重要，改革改标准，改准则，修改法律，开放是人民币的开放，市场的开放。所以，这4个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必须理清的问题。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王忠民：社保基金投资众多新供给企业 上市将赚几十倍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顾问委员王忠民
今天有两个主办单位，一个是我任职顾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另一个是金融50人论坛。我把我的题目概括成9个字：新供给，新姿态，新场景。场景应该是大家今天感觉最为有冲击力的，上一周国务院刚批复了证监会的一个文件，可以让新供给当中的新企业成为一种称呼，如果是独角兽被确认的话，可以走直接的IPO绿色通道，也可以用CDR直接上市，还可以借壳。如果这三个通道给新供给的内容在证券化当中提供最快速、最庞大、最有估值潜力的一种证券化新场景的话，无疑是对新供给从金融场景角度给出的最大的支持和引领。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独角兽、CDR两个词语已经铺天盖地，360回来先下市再上市的借壳，代工的富士康的直接上市，随后的CDR，我们把场景全部都铺开了。突然之间，你会感觉到独角兽成为最为关注的企业。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高兴的是社保基金当年那么多的以新供给为内容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投资，不到5年时间，如果上市的话，可不是挣几倍的问题，可能是几十倍的收益。今天拿这个现象来看一下新供给的逻辑，我们突然发现在新供给当中，这样一个以市场自发主导、发展、竞争，乃至于一个市场竞争和多个市场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新供给内容，我们把它看到移动互联时代，看到智能时代，看到区块链时代的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它可以在不同的量级当中集中的表现出来。
第一个量级是在个人当中表现，今天，如果你在全球搜富翁或者搜亚洲或者搜中国的一个人，以自然人名字的富翁的话，肯定是在新供给的业态当中才能表现出来。传统的业态当中一定统计不出来或者走不出来，因为只有新供给业态成长最为快速，覆盖人群更为广泛，估值最为翻番，只有这种行业逻辑下才能产生个人的富豪。表现在中国区域中无非就是那几个人，马化腾、马云，今天我们都后悔自己不姓马，因为姓马的可能一马先行走得比较快。问题是他在新供给领域当中发现的早，起步的早，进驻的早，参与的早。
第二个量级是公司形态，全球市值排行榜数一数二的苹果，谷歌，再看中国的市场当中，腾讯、阿里，而全球市值排行榜如果我们聚焦在一个还没有上市的，还是独角兽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中国在新供给的产业领域当中的独角兽占全球独角兽的50%以上。那就说明，中国企业在新供给业态中，在未上市的直接股权融资和直接投资的领域当中，已经在全球的这个产业业态中占了一半。我们想想工业文明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企业在工业产成品的制成中占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300年前那场历史的景象再现？而今天我们独角兽可以占一半以上，这一半以上可以在中国市场当中表现出它在新供给领域中的有效的竞争。
第三个量级，我们再把公司的形态衍生成区域，深圳就很醒目，因为深圳聚焦的新供给中的双创的，从小做到大的，居然可以从微弱的企业就是做新供给的东西做到今天可以在市场中占据众多的地位，已经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很多家，腾讯，华大基因，顺丰，大疆无人机。今天如果再看业态比较小的独角兽，特别刚刚在创业领域中的小企业的时候，到那儿铺天盖地，遍地都是，到这个城市聚焦了这样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竞争力，今天我们说深圳是几线城市？原来还在一和二之间给他找1.5，今天突然发现它比一还一，我们有一天会说它是超级城市，因为新供给在其中占的有效的动力、动能、份额。
第四个量级，我们再把它上升到GDP、财政收入、就业的这样一些宏观目标当中，今天中国有涉猎到新供给内容中的GDP已经占到了1/4左右。注意，这还只是成长的，如果看到年度的成长性的话，它一定快于其他的产业，其他的供给内容。如果看财政收入的话，从每一年贡献的财政收入，每一年贡献的就业水平，每一年贡献的带动的其它的产业和覆盖的其它产业的联动作用，以及税收各方面，从宏观的所有指标中他们都是单个年度边际贡献最大的领域，从而带动了其他，通过财政税收可以覆盖到更多的社会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
我们看几个小例子。自行车曾经是被我们遗忘的一个东西，当你做共享的时候，突然之间把过去遗忘的东西可以让所有这些原来供给侧的企业重新激活生命力。我们发现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在中国电动市场中发展那么快？是因为有那么几个要快递的公司整天要把热腾腾和最新鲜的东西送到你手里的时候，电动自行车比脚动自行车快得多，结果中国的电池业就因为它而快速发展。所以，这是对传统产业和对其他产业的带动。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20年前开始的一批企业在进行新商业模式，新技术新动能供给侧的自我发展的时候，走了20年的历程，不仅走出了富豪个人，不仅走出了有竞争力的全球市值排行榜的公司，不仅走出了独角兽，不仅走出了今天，还覆盖了市场当中方方面面的这些小企业，而且走出了GDP，走出了财政收入，走出了就业。我们突然感觉到今天的供给侧这是它的东西，而这是它的根本的生态体系，根本的给我们中国经济带来的有效的供给侧变化。供给侧我们呼吁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把供给侧从产品到生产要素市场，到一切方面，已经研究得很透了，突然发现市场当中有一种供给侧是自供给侧，自改革，自发展，自动能，居然今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基本状态。
我们今天再看供给侧的有效的场景。供给侧今天之所以在中国市场当中会发生这样一种变革是基于它的场景的比较优势。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比较优势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人口多，需求大，特别是快速增长的需求，可以覆盖到这样大的人口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新需求，我们还有想改变自己的那种冲动，而且我们这一轮需求如果聚焦在一个城市有两千多万，三千万人口的时候，会把某种需求在某一个需求点中爆发式的爆发出来，这些都可以催生中国的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业态的快速成长。这不是根本。根本的是中国供给侧的场景比较优势才是中国新供给内容成长的主要内容。
我们看两个比较，第一个比较，如果我做的所有的供给侧的新供给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比我原有的供给，原有的企业，原有的商业模式，原有的东西要有竞争力，效率要高，效率越高，市场穿透力，市场影响力加强，我的产品可以触达每一个用户，每一个用户可以有最好的体验，在这个体验当中可以永远地跟我联结在一起的这种力量就越强。而恰好在中国有传统的供给侧和新的供给侧，由于两种供给的激励，由于两种供给的要素市场，由于两种供给的判断和逻辑。这种逻辑在供给侧本身的优势中获得快速的成长和发展。这是供给侧场景根本的差异和根本的逻辑。
刚才我描述的市场当中，我们今天是在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是在货币和财政金融领域中深耕研究多年，我们今天再做一个比较优势，新供给的金融场景比较优势有没有？我们突然发现新供给之所以可以在过去20年间突飞猛进，异军突起，与需求，与刚才的比较效率有关系，更与金融场景的比较优势有关。我们今天发现我们市场为什么突然之间对独角兽，对这几个我们列为新的四大产业当中的东西一下子厚爱有加，为什么？因为你不厚爱的时候我做这种产业我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选金融场景，我可以到美国上市，可以到香港商市，我可以用别人的杠杆率，我可以用别人量化宽松的货币降低我的流动性的货币需求。
外资投行对中国的独角兽，中国的新产业和供给侧做这种服务是他们挣钱的主要方向。如果你放在金融市场化的这样一个金融深化的逻辑当中，新供给如果能及时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到所有的金融市场化端的对它从要素供给和要素效率的这个角度当中起到足够支持的时候，那如果你不支持，别人有的是市场可以供他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公司到香港上市，到美国上市，为什么我们的杠杆率在全球，境内的杠杆率和境外的杠杆率谁的效率高，谁的约束条件有差别，特别是谁给予某种信用评级的级别，因为你信用评级和杠杆的成本和杠杆的价格是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给的时候，别人给了会怎么样？突然之间我们会发现所有中国的金融场景，不管是货币的流动性不管借贷的杠杆，还是证券化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给到自己的公司，自己的新供给的公司，自己新产业的公司，你一定要给到他，你不给到他他就别人的，他就成为别人市场中亮眼夺目的供给侧的表现。
为什么我们的好公司跑到人家那儿，我们独角兽成了人家的参天大树，我们市场给别人的投资者挣了那么多，阿里在美国上市80，刚发行还不是那个价，腾讯在香港商市的价格和今天的价格，今天上涨的幅度是几千倍。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今天看来他们主要持股者还是外资风险投资机构，还不是我们。那是说那个时候你人民币的风险投资、PE投资，特别是你在二级市场证券化这个逻辑中没有它。它只能选择这样的东西。所幸它还是中国的企业，它基础的资产状态和基础的盈利状态。我们今天需要比较的是你不给它就走，你就必须给，而且要尽早给、及时给，才可以让它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逻辑再往深里深，你是给自己的公司而不是给全球的独角兽和全球的公司，如果你给自己的公司还有一个金融场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短期的优势，那就是你还是一个对跟全球市场独立的相区别的市场的时候，你给的这种金融场景要比其他的金融场景优厚得多，估值高得多。我们今天算一笔欠账如果今天的腾讯和阿里回到了，今天的市盈率是30多倍，回到中国市场它的市盈率可以是一百多倍，翻两番，三番，什么概念？今天全球市场的苹果和谷歌的估值是九千多亿美元，他们两家是四千亿美元左右，如果翻两番它就是12000亿美元，就已经比苹果和谷歌高了，它在市场当中如果可以到这种估值的时候它就不仅多了一些钱发展自己，成长新供给，成长新内容，更主要的是它可以拿这个更多的钱给市场的投资者，中国的投资者，中国的大众投资者挣了钱的同时他可以拿更多的钱再去做风险投资，再去支持这个业态下的新供给、新内容、新产业，才可以让中国在一级市场当中人民币相对还欠缺，人民币的长期投资者、风险投资者还欠缺的时候就可以补充一级市场当中的。如果我们可以完成这一点，外国我们还没开放它的孩子不来。我们就可以把货币流动性，杠杆的充裕性和二级市场的高估值用在中国的新供给内容中的新动力、新产业、新模式、新逻辑。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国的自供给侧改革的逻辑20年已经表现出灿烂的结果和有效的市场呈现。如果把这种看成是一种有效的姿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过去从一切的场景当中支持他的时候，今天看起来那些场景还都不够。比如说在生产要素端，土地、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在所有的金融敞口端以金融市场的逻辑给出它最大的场景的供给，才可以让它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市场中新供给的代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未来新供给的内容，新供给的覆盖面，新供给涉及到的普惠群体，新供给可以完成内在的自动的成长的永续性就可以有效表现。今天这个场景已经开始展现，让它明天来得更猛烈些吧。谢谢各位。
刘世锦：三年后GDP增速可能在5%-6%之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很简单的讲一些重要观点。第一个想把目前的形势，主要是对长期的看法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再一个，我们最近做了一项研究，在这里也做一个介绍---从终端需求结构出发，来看中国下一步增长的潜力和结构调整的方向。
形势的问题天天在变，新供给研究院每次季度会议都有新的情况出现，大家都在讨论，这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个框架，看得远一点，5年、10年、30年，甚至上百年，从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上来讨论问题。所谓大处着眼，小处就不那么着急。众所周知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进入减速，到目前为止已经八年时间。八年抗战都胜利了，我们现在已经是8年。这8年的经济怎么来看？有不同的解释。大体上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就是认为这是个周期性的波动，主要是凯恩斯模型，有高有低，这八年一直处在低的过程中，下一步有可能还会高。再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受到外部的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上形势不好，中国也不好。这两种说法我以为基本上不能成立。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我一直持的观点认为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中国经济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这是一个大的分析框架。理由我在很多场合也讲过，国际经验东亚成功经济体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十九大提出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和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2010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当时就提出这个分析框架，认为中国经济要下一个较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当时相信的人确实不多。但是七年的实际进程就是如此。共识在逐步的增加，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提出新常态。新常态的头一条就是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在过去7年的时间，经济有波动，部分人有一些悲观。2016年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所以，不要太悲观。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从需求侧来讲，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从需求侧来看主要是高投资，高投资主要是三大需求来源，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我俗称三只靴子。高投资要处理的就是三只靴子的落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出口曾经以20%增速增长很多年，近两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虽然去年增幅相对比较高，但以后年增长5%左右很可能是一个常态；础设施投资最高点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我提一个基本观点叫“历史需求峰值”，这个历史需求峰值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在2013年或者2014年已经出现，出现了以后房地产投资总体上成为一个回调的态势。在过去几个月，房地产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实际上已经出现负增长。2018年总体上会是在零左右进行波动。
供给侧来看，我们的去产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一方面政府在推动，更多的还是市场在起作用。为什么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看两个指标。一个是PPI，在经过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2016年的9月份PPI恢复了正增长，2016年下半年PPI回升，2017年回升相当大，以至于有人质疑是不是有点泡沫了。工业企业利润也在一年多的负增长后于2016年下半年恢复正增长，去年达到20%以上的增长。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应该说基本上都触底了。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2016年的下半年是第一次触底。为什么说第一次触底？这个触底可能是多次反复的，需要验证的过程。2017年触底，并且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一说触底，很多同志很兴奋，因为触底接下来是反弹。于是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有人说中国经济又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无论是V型或者U型的反弹，有人说中国经济上7%，甚至上8%，重返高增长的轨道。这样一个前景确实令人鼓舞。我也非常期待，但是仔细想一想，从我们研究的框架来讲不可能。我们说的所谓的触底，它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的继续往下走，不再明显的大幅度反弹，重返高增长轨道也不可能。这里再说一个基本观点---平台周期。过去七八年的时间是由10%左右高速增长的平台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变化用经济学上目前有的各种各样的增长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描述这种变化的概念非常重要。新的平台逐步进入中速增长，也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但我认为过去七年转换的过程是中高速，但未来就是中速。当然也可以讲新阶段，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来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和中速增长的平台上都会有一种周期性的波动，那是在这个平台上的周期性的波动，而平台之间的转换无法用周期说明。 为什么会有平台的转换或者叫增长阶段的转换？这个至少可以讲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挤压式”增长以后特有的，原因很复杂，有三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终端需求，如房地产，重要的工业产品，煤炭、钢铁出现的历史需求峰值，这个峰值出现以后，总体就是一个回落态势。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15-59岁的劳动力从2012开始每年减少200万人；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最突出的是雾霾。去年冬天北京天气明显好转，但今年入春后天气不乐观。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后，出去锻炼身体要提前看PM2.5。这里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建设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资源环境已经到了我们很难忍受的底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必然的，是符合规律的。
到底怎么看2016年出现的反弹？我有一个宏观经济和产业的实时在线预测分析系统，简单来说，这个图里最上面的浅一点的绿色线是终端需求，2016年以后终端需求进一步上升，需求本身上升了，深色的是存货，存货上升，拉动紫色的PPI上升。从供给侧来讲，供给侧中间那条蓝线是工业增加值，略微有些上升，但是中间的黑线---生产性投资一直在下降。那么工业增加值为什么上升呢？最上面的线是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上升拉动产出的增加。所以，2016年下半年开始这一轮回升，从需求侧讲，终端需求没有上升，主要是存货加出口上升拉动的。从供给侧来讲，主要是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拉动了产出。这样一个结构也就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从2017年一季度就开始回调。今年1月份、2月份的数据显示终端需求基本上稳住了，生产性投资有一定的回升。所以，这样一说到2018年形势怎么样呢？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会有一个季节性的回升，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基建投资。因为基建投资是终端需求的增量的大概一半左右，但是基建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推动，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是地方债。地方债里公开合法的部分约17万亿，风险基本可控。但地方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隐型债，譬如地方政府的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PPP等，地方政府要承担最终夺的偿还责任，这个风险比较大，甚至有些地方地方隐型债务的量或者风险是超过了公开的。所以，中央最近对地方债的问题高度关注。
三大攻坚战，防范重大风险之首就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之首就是地方债风险。如果这个力度比较大，今年基建投资的速度也有可能有所回落，回落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有可能有所降低。这是2018年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好的一面，存货、生产性投资近期可能会回升，从而形成对冲。总体来讲，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会进入所谓的L型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速增长，触底就是拐这个弯，触底以后在底边会出现一个小的波动，这主要是存货和生产性投资引起的，这才是所谓周期性的波动，大的M型加上小的W型的增长状态。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它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以往明显增强。从中长期来看房地产投资的增量在2013年、2014年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以后是一个逐步下行的态势。2016年，右边靠后有一个高点，是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所带动的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但是我们判断，房地产投资以后还是会继续往下走。2017年最后几个月，最右边那个变化，剔除价格因素以后，房地产投资出现负的增长。白色这块是我们预测的2018年的增长状况，会看到2018年房地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在零增长左右徘徊，东部会有一定幅度增长，幅度也不会太高，因为还有价格因素。
基建投资在右边最高点也已经出现，也是逐步回调的态势。白色部分是我们预测的2018年的情况，上半年有一个回升，以后也是回调的态势。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基建投资在比较低的位置上新的均衡点在哪里。一旦这个稳住，中国中速增长的平台就稳住了，但是目前看这个线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下，中国经济到底应该怎么走？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要为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十九大提出我们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现在进入了吗？我认为现在还没有进入高增长阶段，现在只是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对宏观经济关键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部分企业过高的杠杆率。挤泡沫，主要是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增动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一部分是纯粹的新动能，还有一块是传统经济这一块怎么和新经济结合，如何提升它的效率。这里所产生的动能应该是相当大的。稳效益也相当重要。为什么？2016年下半年以后利润的回升主要是上游，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将来的利润在各个行业中能有比较均衡的分布，而且比较稳定，特别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均衡分布的盈利能力，这对去杠杆也是有利的。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到底怎么样？其实速度再低一点也可以承受，因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今后每年增长6.3%就足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是6.5%左右，去年讲的也是6.5%，但和去年有一个区别，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这句话没提。6.5%左右，左右都可以，其实6.3%就可以，关键问题是风险控制住了，有盈利，可持续性增强，这样就很好。以后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到底是多少？我以为到2020年以后，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约就是5%-6%之间，也可能是5%左右。这个速度是不是低了一点儿？我认为速度高和低一定要看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潜在增长率是10%左右，那么增长速度7%低了，到了中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4%-5%之间，那么增长5%-6%就够了。中国经济这个平台形成以后，一些国际经验大概还能持续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个十年非常关键，中速增长期，5%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不仅2020年的目标可以实现，而且对2035年，2050年的发展目标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今天主要是讨论金融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逐步转入中速稳定增长的平台后对金融市场影响会很大。人民币在最近一年已经走稳，而且是一个回升的态势。当然将来也会有波动，这和中国经济触底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过去7年整个经济处于下行的态势，预期往往不那么乐观。所以，对金融市场上的影响比较大，容易引起比较大的波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走稳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人民币基本就下来了。而且长期来看如果我们转型比较顺利，生产力能够提升，人民币中长期来讲还有一定的增值潜力。
最后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个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有一定的价值。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报告“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和路径”。我提了一个概念叫“终端产品”（GrossFinal Products，简称“GFP”），在现有的GDP中把要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主要是机器设备厂房，还有其他一些生产投资剔除掉，剩下的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才是整个经济真正的最终产品。它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服务业投资中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部分。这些构成了终端产品，这个终端产品才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居民消费直接相关，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我们以为这个东西集中的体现了十九大讲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GFP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因为每个国家资源禀赋竞争优势不一样，所以GDP比较不太方便。但是各国GFP非常相似，实际上最后是趋同的，无论什么国家。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是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最后的需求差不多。所以，它具有广泛的国际可比较性。
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是根据美国宾大的数据表，用 PPP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按照宾大的数据集进行测算以后，按PPP计算中国人均GDP2016年达到14000美元，到2025年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到2035年将达到35000美元左右。我们选了几组典型经济体，先发国家、后发达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等。把这些不同的国家用宾大的PPP做成终端需求的标准模式，在不同的人均收入节点上每个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最后看比较的结果。这个图里红色的是中国目前的现状，黄色的是达到14000美元以后，国际上标准模式的比重，这讲的都是比重，蓝色的是达到25000美元的时候，绿色的是达到35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从食品来讲没问题，一直往下走。衣着基本上差不多。居住主要指的不是住房，而是房子里的东西，装饰、用品等等，这个中国比较偏低。电子设备，中国现在是比较高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基本人手一个智能手机，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发展水平的时候没有这个消费品，所以这种产品的消费中国是有优势的，但是以后比重会逐步下降。批发零售也是我们很困惑的一个原因，中国低出很多。也许我们统计上不太全，有那么一点点问题，和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差的很多。住宿餐饮逐步再往上走一走基本就差不多，金融保险，居民个人相关的这些金融保险的产品以后还有一定上升的潜力。居民个人用于支付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支出的比重，中国是偏高的。这个方面中国老百姓花的钱比较多，教育也稍微偏高一点，文化体育娱乐偏低，将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其他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居民个人其他的支出还有上升的空间。卫生社保和福利，中国和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还差一截，政府的支出是不够的，教育部分政府支出还可以，政府其他支出项目比重较高，很大一块是政府本身的开支，与标准结构相比高出不少，这块开支应该有所调整。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标准结构一比，中国高出将近两倍，房地产也高出不少，个人服务、社会服务有一定的差距。通过这个比较，能够把中国目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下一步到了25000、35000美元的时候应该干什么事儿看得比较清楚。最后，从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角度看，我们还是要注重质量效益，保持适当的增速，终端需求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要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提高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教育、卫生、社保和福利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这些领域中政府和居民的支出应该达到比较好的平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行政开支，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矫正终端需求中的结构性扭曲，坚持住而不炒的正确导向，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改革，形成房地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谢谢大家。
贾康：中国远未到达“中美对决”的平台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做个交流。关于宏观运行的大势，我在2017年年初以来已经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的基本观点，和刘主任的思路高度一致。我也是认为在运行中间要努力确定经济发展阶段的L型转换，凝聚新常态由“新”入“常”的共识，来追求尽量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而这里的关键，是要结合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来理性处理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升级发展，和中央强调的系统性风险防范。
今天我就不想再重复已经说过多次的这些观点。而另外一个最近应该讲属于热点的问题，想借此机会和各位交流一下自己探讨性的看法：我想谈一下从中美贸易战来看总体的中美关系，以及相关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思维。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现在各方关注的“中美贸易战”，如果从理论视角考虑可以做什么点评。我认为首先要肯定，经济学这么多年的探讨、发展中，关于贸易进出口层面的互惠互利的原理，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具体活动，因为基于不同资源禀赋等的比较优势的“互通有无”，实际上还是要落在比较优势的概念上，可以作出比较好的说明。这个比较优势原理引出的是要追求共赢，所以，这叫互惠互利。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为什么总是有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短期的理由，就是减少冲击。客观地讲，中国入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我们会受到进一步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以后的冲击，而在当下，似乎作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那一方，又更多地在强调中国更加开放情况下要以征收较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减少对他们形成的冲击。这方面，短期的冲击问题是不能否定的。所以，我们中国入世的时候，要求要援引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得到的特殊处理，减少这个冲击，逐渐的分步来兑现入世以后我们承担义务的承诺。兑现承诺时间表，是谈判博弈的问题，是理性地找到平衡点的问题。
接下来我还想再强调一层认识：比较优势、互惠互利可以解释大部分国际贸易活动，但是这个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就是会碰到低端的经济体——比如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低端的经济体多高的出价，也买不来高端的供给。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也需如实承认，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共赢因素的，它会产生摩擦因素，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必讳言这种摩擦一定会出现。
实际考察，中美之间的贸易本来总体而言的特点，是一高一低的互补，在互补范围之内的是一种已经被称为“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显然在互补范围之内中美双方没有理由打贸易战。在中国入世的时候，承诺了我们的缓冲考虑之下有一个时间表，我们要按照它兑现入世的承诺——现在我觉得作为研究者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工作，把中国入世承诺的实现情况做成一个一览表，看是否有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作为研究者，觉得如果真的有没有兑现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理亏之处，那么要赶快兑现。同时，也可以梳理清楚其他的经济体，作为当时已经形成他们多边关系的WTO，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给出的应该兑现的承诺是不是也有没有兑现之处，如果没有则是他们理亏，应该兑现。这似乎就是一个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来落实的问题。在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上，有中国入世承诺的一览表，忙碌中因时间关系，我没有仔细抠那至少好几十页的内容，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所谓贸易战的氛围下，这个相关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
再往下说，中国的发展中，确实不仅要有比较优势战略，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强调，不能讳言，还必须有赶超战略。从追赶到赶超，它和“比较优势”战略的效应合在一起，确实对于更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和挑战性影响，也会生成前不久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我觉得可以称为“萨默斯悖论”的情况。网上报的萨默斯的原话就是：“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障、孩子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此外，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宣称已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将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甚至试图改变规则，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也让美国人感到厌烦。”这些话语里面他的情绪我不加评论，这样形成的一个悖论，也还有它的客观之处，它明确地说出中国在崛起的意思，这不是中国的错，但却是有这个赶超战略在中国比较成功的实施之后，对美国形成了挑战性的影响。怎样中和、消化这样一个已经形成的压力，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也必须清醒地把握战略思维：中央十九大明确肯定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我们实事求是看待自己国际地位的一个来自中央最高决策层面的判断，跟它相匹配的一系列我们的战略设计和活动姿态，是不是也有值得检讨之处？这方面孙教授所说到的中方也有“不当言行”加剧了美方的不满，不能完全否认。这方面，如果从力求中肯的所求来做研究者的探讨，是有必要的。
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承诺了全面开放，但开放似乎还有不足的领域。据我了解的信息，列出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继续扩大开放。比如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国内外都有观点认为我们现在开放是不够的：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这方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探讨。外面有那么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药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不能进一步开放？为什么不能把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以天价到国外购买的这些药品，转为正常渠道在中国国内较低价购买？汽车的高关税有道理，入世时就担心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被冲得溃不成军，需要有一个逐渐降低关税的过程，而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我们是不是兑现了那个降低的过程，在现在这个阶段上，还可以依据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什么调整？我觉得这是可以、也需要探讨的。
另外，出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说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开放还不够，而中央层面最近的姿态是非常明确地说我们要进一步实行金融开放，中方的绝对控股可以降低为相对控股，等等，这就是建设性的因素。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找到新的平衡点。
再有，实话实说，中国特色发展中，我们互联网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曾有流传的说法，特朗普访华带来的大礼，就是双方可以达到一个新的认同，把谷歌地图在中国大陆上引入，最后没有变成现实。我也知道在海外学习的一些人，他们说到了大陆，如果用不上Google，在学术资料的搜索方面，他们觉得似乎是难以容忍的一种学术环境，我们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政协原来副主席层面的领导同志，曾经正式提出提案，适当考虑进一步的放开Google搜索等等，这方面有建设性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观察以后，我想说从大方向来讲，逐步更加放开应该是因势利导。中国已经承诺全面开放，全面不够到位之处，我们在大方向上不必否定，是还要进一步放开的。同时，我们应承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明显进步的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将继续把它做好。这些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要跟人家去打什么贸易战。
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比较直率地说，美国方面因为感受到作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又有规模经济体的巨大增长潜力和发展纵深，美国的战略思维，必然是一个打压老二的思维。这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隐讳之处，因为人类社会，各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现在在整个利益关系的处理方面，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丛林法则”，我们远没有进入大同世界。作为已经占据了全球第一老大地位的美国，他的老大地位跟他整体的巨大利益的关联，是一望而知的，他的这种老大利益的形成，可不光是看贸易方面的表现。头号强国国家利益的形成，一定是方方面面各种因素合成的，是在他作出追赶英国的多年努力之后，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明确无疑地确立了老大地位。在维护老大地位方面，他自然而然要考虑对于中国一方面要合作，一方面要竞争，竞争中要从他的利益考虑予以压力，予以限制。说到中美之间这种限制是不是走到矛盾摩擦，就不可调和，要来个最终对决？我觉得这一定要另当别论。我们先假设最后对决可能出现，但至少从现在来看，首先，假设情况下它也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上，我想援引邓小平当年的战略思维——那是在出现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特定事件，外面对中国实施制裁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所说到的，这是小风波，我们还要继续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系列论述，其中有一个讨论起来还很热闹的“韬光养晦”之说，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容易让人形成一个印象，就是中国人故意装可怜、搞阴谋。所以，以后很多场合里不再用这样一个邓小平的表述。但是他里面的思维可取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你如果现在还远远不能现实考虑双方的最后对决，剩下的空间是什么呢？对美国而言，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可以更多地买美国想卖给我们的东西；同时，我们还要尽力买我们国家想买的东西，无非就是妥协、权衡，斗而不破，做生意讨价还价，竞争中还有合作，而合作确有巨大的空间，因为它是互补为特征的中美之间做生意总体格局的基本事实。以理性态度来说，应该明确强调，双方都要在形成一定的承诺之后遵守承诺，接受现行规则，同时也得承认，有动态性优化改变规则的必要性。萨默斯说中国人试图改变规则，这也很正常，我们入世的时候服从已经形成的规则，但其后我们要参与未来规则优化的过程，成为规则制定的一方。多边关系政府采购，当时形成的只是非常粗线条的框架，我们进来以后，先遵守你的框架，再进一步深度参加政府采购谈判，我们便成为规则制定者群体中的一方，积极寻求动态地优化规则，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说，中美双方无非就是防止最坏情况和争取最好情况。所谓防止最坏的情况，就是不要动不动落入冷战思维，什么都贴个标签，“谁战胜谁”、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无处不在，那就没法讨论理性的妥协和权衡关系。同时，所谓争取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应该积极争取共赢，这种可能性是明显存在的。刚刚双方剑拔弩张说开打，跟着种种口风出来，早上还说“奉陪到底”，中午就强调说我们已经在考虑金融进一步开放，傍晚又传来一个消息，对方说我们也在探索60天的窗口期等。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尽可能推出来。
这些讨论之后还必须说一下，上面已提到的所谓中美终极对决的问题，应该要有新思维。
我前面假设过最终对决，但能不能跳出这个框架？人类文明的发展毕竟是一个个台阶上升的，不同的阶段，更高的台阶上，可能有新的机遇。现在看起来，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时间上的朋友：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超常规发展已经过了40年，发展后劲儿还非常大，我观察到全球投资者，无不关注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体只走了一半，后面的纵深相当可观。这个情况下看中美贸易的摩擦，绝对不能仅限于贸易，贸易似乎在中国现代化整个战略问题，以及要寻求的共赢发展可能的前景上，只是冰山上露出水面直观可见的这一块，水下更大的部分，是人们往往不能直观看到的。
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讨论了若干年的“大国崛起”，最基本的规律首先就是人类社会在还没有走到“大同境界”的时候，各个民族主权国家，一定会“你追我赶”，“丛林法则”留下的东西可能从大趋势看越来越减少它的残酷性，但是动不动又会表现出它的残酷程度。撒切尔夫人当年评论一些国际事件的时候说，“人类文明的面纱是很薄的”，她执政期间对阿根廷开战争造成了马岛战争中的生命与物质损失，但是大大提高了她的声望。然而现在，我们现在越来越可以理性地考虑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大国崛起，从追赶到赶超应该是个规律性的东西。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与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现代化战略的概括上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说到的依靠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形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战略框架，一路走到中国梦，我们认为这是不够的。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地把握赶超战略。赶超就是从追赶开始，最后能够拔得头筹，至少先进入第一阵营。这种不平衡中的追赶，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早荷兰追赶而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追赶而超越了荷兰，美国也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赶超了日不落国——英国。中国不必讳言，从追赶到赶超用一句老话，我们心目中一直看到了“后来居上”。现实中，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传统体制和新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两大阶段的努力，我们大致上走过了十九大所说的“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现在是面临着要“强起来”、完成现代化历史飞跃的新时代，我们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是总书记引用了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往前看，我们还要过四道坎，第一是悬念不大的全面小康，第二是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如何保持必要的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要在202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密切相关的时点上，把中国“制造”往中国“智造”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再经过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些坎放在我们面前，应该明确，全景图上绝对不能简单只看总量，这段进程中看总量意义其实已经不大。大家都知道，回顾历史，康雍乾的时候中国总量全球第一，但它恰恰是中国严重落伍的前夜。我们现在全球老二了，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超常规发展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后面跟着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综合国力中无法回避的软实力——实际上是中国在国际生活中的感召力、影响力，何止是贸易方面的问题？贸易、制造业、通盘的经济，还有文化、金融、军事，是这个些所合成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全面的较量比拼。所以我前面已说到，当下，中国远未走到和中美对决的平台上。
迎接十九大的时候有的学者有一种说法，中国已经全面赶超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但总书记十九大报告说清楚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马上网上可看到工信部苗部长以一系列的指标说明，代表性的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和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中国科技创新的水平，不仅没有进入世界第一阵营，连第二阵营也还没进去。我看到网上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很多页的清单，是说日本的总量虽然被我们甩在后面，但以电子技术到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方面，有多少制高点都占领在中国前面。我们现在如果要有一个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要特别看重中央十九大说到的两个没有变：一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即我们在远景的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目标这个视野之内，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实际处于的发展阶段状况，是这个初级阶段的前半段。这是邓小平当年已经说清楚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概括，习总书记说，这是我们最大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另外，国际地位上，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何谈一下子超越了美国。牢牢地把握由此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重要性十九大报告说，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所以，在这个思维的角度下，探讨中形成的认识，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中国美贸易摩擦、贸易战之说，再整体反思一下、再条理化一下我们应该探讨的现代化大战略和高水准的战略，一定要吸取邓小平的智慧中“韬光养晦”的合理成分。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当时的表述，没有多少理论色彩，而我们的研究者，能不能根据情况进一步在理论方面做一些展开？我现在感觉初步看起来，战略思维中有这么几个要点是可以讨论的：
第一，淡化意识形态。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务实，没有必要处处贴意识形态的标签。邓小平当年访美路上说的我们跟美国搞好关系，就是看到几十年间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所以，要合作竞争。中美间人、物、文化多方面的交流，是中国充分学习的很好机会，我们入世以后不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吗？一直到不久前，总书记有强调说，我们有一千多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想起在入世当口，即时有的研究者非常激动地说，中国入世所有可能的好处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感激和坏处都是确定的，但是终于有了最高决策层下决心入世，而入世后的现实说明，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因素、确定性的好处，是无可怀疑的，就是逼着我们清理文件柜、开放倒逼改革。杜润生同志说，是逼着我们“变法”，变法图存，变法图强，开放倒逼改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提升与发展的成就。
第二，我认为“韬光养晦”的内在涵义仍然是正确的。邓小平以此而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思想，坚牢地机遇务实的态度，是我们对国际地位清醒认识以后应持有的态度。
第三，坚持全面开放，以后人类文明提升、未来社会接近人类大同的努力中，当然越来越多地会鼓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到美国投资，美国到我们这里投资，欢迎嘛，还有其他的各种交流，总体是会促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第四，循序渐进，西向为主，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的效应。我们新供给群体做内部讨论的时候就特别看重黄剑辉院长表述的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举并重，其实战略谋划的意图是避免太平洋方向上的对撞，向西首先与一些较穷邻邦的经济体务实合作，又会进一步推演到带动很多富裕国家一起进来寻求共赢。中央的表述即是我们现在已看到很值得进一步积极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五，我们要清醒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有一系列积极进展，但是它要完成比较彻底的国际化，至少还要20-30年，因为在有周边化的特点、有了硬通货化的一些积极进展（比如进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往下走一般结算货币上越来越被人觉得可以考虑之后，关于石油等战略资源的结算货币，中国现在刚刚实验，到底发展怎么样，可能还带有曲折；再就是储备货币概念上，全球只有很不足道的小经济体似乎愿意把中国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里的一个考虑。再一个，到了有风吹草动、特别是一旦到了有特别大的危机可能性的情况下，避险资产、避险的储备货币，有没有人民币的份儿？特别是首选的避险资产是什么？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成气候地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总得走到自拆防火墙、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然后让全球观察，有了风波的时候，需避险的时候，这个可兑换的人民币还值得不值得持有。这个过程我们心急是不行的。小川行长卸任之前，一反谨慎常态，非常明确地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我国在这方面是相对谨慎处理的——但是小川行长强调的方向和逻辑完全正确，只是时间表并不完全由我们的意愿所决定。
第六，还有更复杂的怎么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性考验，在此因时间关系不展开。
再往下，我想强调新思维应关联的另外一个层面：习总书记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取向，这一取向是有深刻内涵的。如果考虑远景的话，2050年前后，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大体上比较理想的进展，是和美国大体处于一个台阶上，能够平起平坐，我认为这已是最理想的。从制造业来说，国家战略是“中国制造2025”，到2025年，我们是力争在“制造业强国”的概念下刚刚踏上它的门槛；到2035年，在制造业强国的阵营里面，我们争取能够走到中等水平。后面再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与美国没有台阶式的差异。那时候的总量是早已超过美国的，但是人均指标肯定还达不到美国和另外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科技，总体水平可能接近美国，但是军事可能更为确定的是有一个战略威慑的平衡状态而已。软实力的方面，不确定性更大。我作为研究者，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应建设性地考虑所谓中美对决问题，关键是应该深刻地领会总书记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维，就是“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并不一定要走到这个“最终对决”，而是要走出一个共赢的路径。我们主观来说，必须尽全力避免“终有一战”，是不是也有可能真的避免这个“终有一战”？从供给侧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学者可解释供给侧形成的创新，第一从正面讲，是推到了“共享经济”前沿状态，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中供给侧创新带来的新境界，值得我们特别看重，一定要纳入战略思维：微观层面的种种共享经济，有没有可能合成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共享境界呢？从反面讲，早已经清楚的是，二战以后核威慑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认识和坚持邓小平的时代判断：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个战略判断，所以才有关于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实际上否定的，是过去多年间的那个基本战略判断，认为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必须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之后才能有发展。这样大是大非的认识，如果确立到邓小平的判断上，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向下，还是可回到前面提到的：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处在一个大体和平的发展环境下，虽然不能避免摩擦和某些阶段的紧张局势，但是寻求共赢走向和平崛起，是中国理想的、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大战略造福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基调、基本路径，也是我们现代化创新发展中应秉持的基本思维。
做一个结语：上面探讨性的认识表述还不一定准确，但是应坚持的原点，就是牢记党的十九大指出的“两个没有变”：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十九大的这一重要论断我认为是对于我们最好的清醒剂，经常使用这个清醒剂，对我们保持连通中国现代化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耐心和前进定力，去完成“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新长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擦一点清醒剂，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可能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务实。邓小平南巡说过非常精辟的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历史上，害得我们最苦的就是左。脱离实际的东西，带来的往往就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损害。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化战略思维，如力求高水平，那么不在于它的锋芒，在于它的厚重；不在于表达得怎么眩丽夺目和一时听得特别鼓舞人心，而在于实事求是，高瞻远瞩；不看重一时的邓小平所说的小风波，而要看清和正确把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人类文明的主潮流。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王广宇：CDR发展不仅要把海外的拉回来还要自己培育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王广宇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点自己在工作中的思考和想法，我发言的题目叫做“深化投资和资本市场改革，更好地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吴教授讲了关于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观点，我也没有跟他协商，但是有了他演讲时所搭建的这么个宏观框架之后，我谈投资和资本市场就变的更具体，联系实际。
今年两会中有很多新的政策信号，而且这些信号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变成了现实。两会期间，人民大学的校友，证监会的闫庆民副主席谈到要很快通过存托凭证的方式迎接一批好企业回到国内上市。在短短半个月之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的意见，提出了如何让这些企业通过存托凭证的方式回归A股市场，其效率是非常高的。这个信号表明我们国家当前对于新经济，对资本市场和对投资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加速，换个角度来讲，也表明在投资和资本市场有很多的问题仍需解决。所以，政府才能这么快的出手，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一些问题。我从四个角度跟大家谈一谈我的看法。
第一，要释放新经济的发展动能过程中，投资和金融部门要更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金融部门本来有自己的天职，就是服务实体经济，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这两年随着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乱象，监管在加强防范重大风险的题目中，我们要守住金融的底线，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所以，第一金融部门脱离了自己的本性，没有那么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金融部门开始搞虚拟化，搞空转，形成很多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和泡沫。这两个现象是显著存在的。但我想这两个现象也是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出现的。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实体经济要发展，实体经济需要金融，应该更深刻的思考为什么金融能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归根结底在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传统的实体经济不管谁支持它，扶持它发展的利益不大。老强调我们产业要脱虚入实，要入什么实，发展什么样的实体经济？传统上看到的实体经济，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制造业确实为我们国家的出口，为我们全社会的经济增长，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站在30年之后看中国制造，今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低端制造品的代名词，变成了落后产能的代名词，变成了环境污染的起源地。如果让更多的金融资产和资源支持这样落后的实体经济，这不是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一直在很多场合提倡发展一个新实体经济，这个新实体经济至少有4个特征，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这样金融和投资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新实体经济部门。
首先，新实体经济要能满足今天社会上居民或者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够满足真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人到到日本买中国自己生产的自动马桶盖，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智能化、高品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出现呢？如果我们还是生产落后的、传统的、不能满足需求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一定没有市场。怎么样满足今天的消费者，满足他们当下高品质、高质量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新实体经济最重要的出发点。
第二个，今天所有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结合新技术。今天我们处的是又一个科技革命的前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非常深刻的改变我们的经济形态。当然，人工智能也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因为有了发展历史，到了今天才可以更好的应用在我们产业领域，帮助我们传统的工业、农业，甚至像金融服务业这些产业从旧的形态转变成新的形态。所以，我想怎么样提高实体企业的技术含量，依靠科学技术来催生新实体经济这是一个关键。
第三，实体经济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容纳现代人才就业，解决中国就业问题。在今天来看，中国市场和就业人口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最现实的变化，中国已经有了接近两亿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都是90后，都是00后，他们都有新的就业需求，很难说服或者很难要求这样新的一批劳动力仍然让他们干脏活、累活，进传统的制造工厂，这并不现实的，这也是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所以，怎么样有一个新的业态，在工业、制造业这样的业态改变生产内容，改变工作环境，改变跟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容纳更多的新型人才就业这是一个要点。
第四，新实体经济必须是生态环保绿色可持续的。大家谈到北京的天气问题，我们传统一些实体经济，不是说钢铁、水泥、电解铝这些产业不重要，但是如果这些产业给我们带不来蓝天碧水，而带来更多的是环境污染，我想我们少生产点这些产品也没关系。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要增加产能，要实现经济的增长，而对我们生态环境有进一步的破坏。必须重视生态环保可持续。所以，怎么满足用户的真实需求，提高技术含量，容纳现代人才的就业，以及怎么建立生态、环保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是新实体经济的核心问题。
在新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者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而不是对手。前两天有篇文章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就是讲一家南非的公司投资了中国的腾讯，2001年的时候给这个公司投了三千万美元，今天这笔投资大概值1500亿美元，大概5000倍的回报。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中国享受到即时通讯，看朋友圈，微信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背后既有这些科技人员，创业者，商业策划、架构师他们做出的贡献，但有没有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贡献呢？一定有。如果没有当年南非基金的这笔投资，没有那么多的机构和基金投资者一棒接一棒的接力，我想腾讯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经夭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和投资部门是新经济最好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对者。
第二个看法，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把重点集中独角兽的回归，关注在CDR的问题上。我想就这个问题稍微谈一点看法，我们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要抓住最关键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质量。促进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在这个市场中我们怎么建立发行制度，怎么建立交易制度，比这个更重要的谁来发行和交易。让很多创新型企业，让独角兽企业回归到A股来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信号。只有这样的企业回归到我们市场，市场的活力和价值才会长期的存在下去。反过来我们的上市公司永远都是那些重资产低效率的或者传统的企业存在，市场的整体价值就会下降。
在独角兽发行CDR托管凭证的问题上，我们既要重视把存量的企业引进来，但是要花更多的力量创造增量。按照今天出现的证监会颁布的意见中间，现在发行CDR的企业首先符合产业标准，包括云计算、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给出量化标准有三个，已经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市值在两千亿人民币，尚未上市的创新企业最近一年的收入要超过三十亿，市值超过两百亿人民币，以及符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其他企业。
这个标准看起来非常宽泛，市场的研究者根据这个标准拉出符合的企业。两千亿市值规模的公司有4家，阿里、百度、，我们既要把那些已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拉回来，也要花更多力量在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上。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由谁一家完成，在进入资本市场之前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市场还应该更多的力量扶持和培育这些企业，只有这些投资机构一棒接一棒的扶持帮助才能把企业从天使阶段进入到A轮，进入到上市阶段，最后才能成功上市。
第三，创新企业的上市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要借鉴全世界经验创新和引进。中国的企业上市发行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就是重视IPO。一直把股票发行和首次募集资金制度捆绑在一起。有些企业是以募集资金为导向，有些企业就是以股份上市为导向。今天这些挑战更明显。
中国去年有一家饮料企业，几十亿的现金，拿几十亿的现金做理财，每年向股东分红分几十亿。这样的公司在上市时，按照我们现行的制度必须要创造几个项目募集资金？很高兴看到我们监管部门今年在建立新的立法规划，比如要修改发行上市的办法。今天对创新企业上市，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激烈的竞争，香港联交所已经连续出台几个咨询意见吸引那些创新的企业去香港上市，这方面走得更领先的是美国市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最近半年推出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已经有企业成功地完成了直接上市（DIRECTOFFERING）。
所谓的直接上市有几个创新的特点，第一更适合一些知名度高，现金流充足，公开募集资金的必要性不大，它的商业模式被投资人和消费者深刻理解的企业。比如上市的第一家公司是做音乐做流媒体的企业，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也许都使用过他们的产品。
第二可以让这个公司直接把它的股票拿出去跟公众发售，不用传统的方式一定要增发新股或者一定要去募集资金。
第三不一定要签订承销协议，更多的用服务协议的方式完成。这样子可以节省很多创新企业。比如按照传统的模式这家音乐公司要付出上亿美金的承销费用，这次直接上市高盛只收了他们不到三千万的服务费，相对降低了市场费用化的问题。对企业来讲更多减少了企业上市的成本。
第四直接上市不再有流通的限制，避免了传统IPO的锁定，因为也没有资金的募集，所以，任何股东只要市场允许都可以相对买进和卖出他的股份，这个股份结构方式非常灵活。
第五，它仍然秉持了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发行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原则，要求把整个公司的财务情况交给你的投行，交给你的服务部门向公众公开，纽交所要求上市之前15天公告你的财务数据就可以尽快上市。
第六对于很多创新型公司，因为他募集资金的能力比较强，对资本流动性充足的企业可以吸引那些更灵活的资本结构，包括在表决权、控制权方面更灵活的企业登录资本市场。纽交所直接上市的制度推出来之后在传统的投行领域争议也非常大，但是监管机构还是得到了认可很快推出了直接上市的模型。这样的做法也可以在中国下一步怎么样研究利用帮助这些新实体经济和优秀企业登录中国资本市场方面可以找一些借鉴，可以迈出更重要的步伐。
第四个看法，应该进一步促进直接融资。直接融资这个话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最近十年，最近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在反复讨论。但是直接融资客观的讲，今天的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的薄弱。2017年中国的银行信贷规模129万亿，中间的大量资产都是中短期的，特别是一年期的。同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总额一万多亿，只有几千亿加上定向增发一万多亿，不到两万亿的市场规模。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也蛮大的，59万亿。但公司债去年的增量发行1.1万亿，中间实际净增额7800亿。所以，比起一百多亿的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市场，我们的一万多亿的资本市场融资和一万多亿公司债的融资，直接融资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除了在资本市场的变革，下一步在债券市场也有很多改革和创新的空间。
债券市场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间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这三样各占了1/3的比例。前两者毫无疑问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即使在公司债中仍然有80%的公司债是国有企业发行。所以，真正的民营企业和创新型经济在债券市场里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薄弱。
我们一直觉得债券市场作为脱媒的重要手段，是对银行信贷的一种冲击或者一种补充，回过头来看债券市场里的持有者今天仍然是一个以银行持有为主的载体。2007年的时候，债券市场的持有者59%是银行持有，到了去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发生了一个变化，银行持有的比例到了56%，有点变化。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公司债过去主要由银行持有，2007年持有的数据是45%，但是去年银行持有公司债的市场里只有18%。过去投资机构，特别基金为代表的持有比例2007年只有8%，去年上升到47%。下一阶段在债券市场在直接融资市场里，包括结合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变化，争取中国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带动我们直接融资得到更快的发展，能够真正帮助这些创新型企业。
投资改革还有配套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我国产权保护的力度。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下发了关于产权保护的若干指导意见，没有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市场信心，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保护产权，才会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才能坚定民间投资的信心，才能让更多的民间投资投入到生产型、制造型和实体经济中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的来讲，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存在，金融有交易的属性，有资本的属性，但是本质上来讲金融的初心还是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一方面我们要服务于传统实体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去催生一些新的企业出现，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方面。新实体经济部门必须学会金融，使用金融工具，使用金融市场这是企业家或者新实体经济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也要杜绝简单地把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倾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到一个高质量增长的环节。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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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8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7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金融科技二十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
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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